民族魂

民族魂
历史英烈应被永远铭记!

赵一曼以记者身份谋划工人斗争

更新时间:2021-09-23 11:03:53点击:

一九二八年,党中央选派在汉口烟厂工作的金德贵到奉天英美烟草公司从事地下活动。此后,中共满洲省委相继派王立功、张孝先、金伯阳、于培贞、金秉坤、李妹等,深入烟草公司开展工作。一九三二年,赵一曼以《申报》记者身份来到烟草公司,组织工人开展斗争,取得胜利。由此,赵一曼在奉天这段革命岁月逐渐清晰……

英美烟草公司引起上级党组织关注

奉天英美烟草公司党支部遗址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26号,如今这里是辽宁卷烟工业史馆,每周三对外开放。一份份史料、一幅幅照片再现了党在烟草公司开展工人运动的情形。

展板前,辽宁卷烟工业史馆馆员王海军向记者讲解,奉天英美烟草公司始建于1907年,1930年更名,因为属于英资企业,人们习惯地称之为英美烟草公司。随着厂房的扩大,厂里的工人也增加到1700多人,有技工、壮工、女工、童工,还有日工和月工之分。据档案记载,当时的卷烟生产,绝大部分是靠手工操作。资方为了廉价使用劳动力,大量使用童工。这些童工大的不过十三四岁,小的不过七八岁。他们的工作时间是以10小时为基础,产品畅销时加班加点是常事,最多时加班达4至5小时,不干完活儿不准走。连上厕所也要轮流去,工头手里有个木牌,送到哪台车上,哪台车上的人才可以去厕所。

中共满洲省委文件中有一份奉天工会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报告中描述:英美烟草公司“女工占三分之二以上,除机器间及挫烟间之一部分男工外,包烟盒子贴印花、糊蜡纸车间,完全女工。工资男工五六角至一元多,女工工资是包件计算,大约从三四角至一元左右”。

1928年,党中央由南方选派了一批有工作经验的同志来中共满洲省委工作,其中原在汉口烟厂工作的工运骨干金德贵被派到英美烟草公司来。他的公开身份是工具房的二先生,每天可以接触很多工人,便于开展工作。不久,金德贵通过关系,将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工运部长的王立功介绍在工具房当杂役,他们密切配合,主要任务是秘密散发传单,启发工人觉悟,发展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建立党的外围组织。

1929年8月,满洲省委派女共产党员于培贞到烟厂当糊纸盒工人,在女工中开展宣传工作。不久,她身份暴露,1930年4月被调回,在满洲省委秘书处工作。

组建党的外围组织开展斗争

1930年前后,中共满洲省委派党员张孝先进入英美烟草公司,与金德贵一起开展工作,准备发展一批有觉悟的工人来壮大党的组织。

辽宁卷烟工业史馆馆长徐贵平告诉记者,当时有一个叫孙星五的工人,10岁时便进入烟草公司做童工。他本人会武术,在烟草公司成立了武术队,经常帮助受监工欺侮的工友,深受工友爱戴。金德贵把孙星五介绍给张孝先。张孝先经常向孙星五宣讲革命道理,孙星五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1931年5月,经张孝先介绍,孙星五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英美烟草公司建立起党支部,金德贵任支部书记,张孝先负责与上级联系工作,孙星五负责支部宣传工作。为了加强对工人罢工斗争的领导,同年11月间,中共满洲省委针对烟厂女工较多的特点,又派金秉坤、李妹两名女共产党员到烟草公司工作,一批党的外围组织很快建立起来,如反对日货小组、欢迎红军小组、足球队、读报组、姊妹团、青年团等,他们经常寻找机会给工人读报纸、开展宣传活动。

为还原那段岁月,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研究员张璐协助记者查阅了大量相关史料。史料记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工商业纷纷停业或倒闭,当时的烟草公司也陷于产品滞销的困境,外国资本家更加变本加厉地把经营损失转嫁给工人,工人每天劳动时间竟达14个小时,对所超出的工时,不但不给加班费,还取消了给工人每年增加一次工资的规定。另外,由于日寇侵占沈阳,奉票暴跌,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困难。

面对这种局势,1931年10月,王立功与支部书记金德贵等人研究决定,在工人中大力宣传,提出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等口号,同时组织工人开展“要大洋、不要奉票”的罢工斗争。经过工人代表与资方交涉,资方调整了不合理的比价。党领导的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工人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些骨干受到了考验,范玉成、倪永升、张贵元三名骨干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璐说,烟草公司工人举行罢工斗争,引起了资本家对金德贵的注意。当时金德贵身体不好,王立功又患有肺病,为防止暴露,1932年初,满洲省委决定将二人一同转移到上海。此后,孙星五接任支部书记工作,当时烟草公司有孙星五、张孝先、范玉成、倪永升、张贵元等五名党员。

《申报》记者赵一曼

1932年初,赵一曼受党中央的委派,来到奉天,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满洲办事处组织部长。她与中共满洲省委常委金伯阳接上组织关系后,便与英美烟草公司党支部书记孙星五会面,了解几年来烟草公司党组织的活动情况。

曾任辽宁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的张大庸,生前一直在研究、宣讲赵一曼的革命事迹,他多次采访孙星五。

在张大庸发表的《赵一曼在奉天》一文中,孙星五曾向张大庸讲述:当时,赵一曼化装成上海《申报》记者,利用这个身份进行活动。一天,她对孙星五说:“我得到烟厂车间看看工人是怎么做工的。”于是,孙星五以工会负责人身份,把《申报》记者要来烟厂采访的消息转告给了厂方。厂方很重视,特派主管行政的副厂长接待赵一曼,陪同参观车间、工人饭堂。副厂长非常小心,恭恭敬敬地对赵一曼的提问进行回答,很怕《申报》曝光烟厂的坏事。

次日,孙星五来到南市场赵一曼的住处,共同研究今后的斗争方向。赵一曼说:“我一进烟厂车间,烟味呛得我呼吸很困难,眼睛流泪,经常(在那里)工作的工人怎么能不得病呢?”孙星五说:“多少年来工人们就这么混,厂子没给一点待遇。”“咱们从这个恶劣环境下手,争取改善工人的做工条件。”赵一曼说。当晚,孙星五立刻到家属宿舍进行串联,大家一致认为需要同厂方斗一斗了。随后,党支部和工会研究了一个合理办法,工人以哮喘病为由请假去看病,都说胸闷、呼吸困难做不了工。

从3月下旬开始,卷烟包装车间请假看病的工人日渐增多,致使卷烟工和包装工严重缺员,烟厂损失很大,厂方赶忙请来工会进行调解。孙星五代表工人提出改善生产条件的要求,厂方也意识到这是一种软性罢工,持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决定在车间安装大型排风装置,工人每天补助1角钱保健费,夜班发1张免费饭卡,重点岗位配发口罩和眼镜,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

此后,在孙星五的联系和接应下,赵一曼先后来到进步工人、家属中开展工作。她通过座谈的形式向进步工人、家属宣传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号召人们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

1932年4月下旬,赵一曼接到奉天特委转来的上级党组织通知,让她赶到哈尔滨接受新工作。孙星五还记得送别情景:“五一”节前两三天,奉天特委派一辆马车来送赵一曼上火车站。“在马车上,赵一曼对我说,今后要重点搞好工人俱乐部、球队、武术队,通过这些活动来联系工人积极分子,给工运打下群众基础,不要盲目地不成熟地罢工,那样会给敌人找到镇压你们的借口,你们要搞有理有据的、合法的斗争。”

当时烟厂女工友给赵一曼织了一条围脖和一副手套,说北满很冷,留给她御寒。赵一曼含着泪说:“奉天的工人真是太好了,我永远记住。”就小心地将这些东西收在包里。没承想,这竟成了永别。